数字经济的社会福利效应及其机制

——来自中国城市的空间和门槛证据

黄险峰,付成林,高鑫

数字经济带来的注意力配置和由此产生的负外部性并没有引起足够关注,其社会福利效应可能被高估。基于2012-2018年中国21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利用爬虫技术和文本挖掘法以百度指数和词频统计分别刻画公众和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注意力配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的社会福利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高了社会福利,且存在类型异质性、非线性递增和空间溢出的特征;数字经济提高了福利注意力配置,但注意力过度配置将引致负外部性,抑制数字经济的社会福利效应;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作为“赛马”和面板门槛模型作为“反证”再次检验了这一机制:在福利注意力配置的最优区间内,数字经济可以缓解福利注意力配置的负外部性,改善社会福利。由此可见,通过数字经济来改善城市社会福利,应当充分考虑无形资源的最优配置,有效释放数字红利和政策效益。

数字经济;注意力配置;社会福利;遮掩效应;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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